很长时间没有来博联社了，首先向曾经在这里留言而没有得到回复的朋友致歉。

    今天，刚刚拿到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自选集《“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的样书。在阅读前言时发现，除向文中所有提到的有关人士表示谢意外，还应该感谢的就是曾经为我编辑过自选集中收入的学术文章、随笔和学术论文的责任编辑，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大恩不言谢，他们的付出远非笔墨所能形容与描摹的。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对本书前言加以修正。

    附：《“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前言

无论是接受记者采访，还是接受普通朋友问询，我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走上从事希伯来文学研究的道路？

姑且称之为奇妙的巧合吧。1994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校长丁斯坦教授（Prof. Yoram Dinstein）率代表团初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常务副院长汝信研究员签下学术交流协议。我当时在社科院外文所《世界文学》做编辑，有中国文学和东方文学背景，因此所领导便推荐我参加该项目的选拔，而前来面试的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兼东亚系主任、如今特拉维夫大学主管教学的校长、中英比较史专家谢爱伦教授（Prof. Aron Shai）教授竟挑中了我，于是我便带着志在填补国内学术空白的“无畏”梦想，于1995年10月只身飞往陌生的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大学边协助东亚系教古代汉语，边在海外学院主攻希伯来语言和文学。

当时主管中文教学的夏维明博士（Prof. Meir Shahar）对我说，“希伯来语是能够与上帝对话的惟一语言”，而我则叹息这上帝离我们中国人太遥远。我依旧清楚地记得最初在“乌勒潘”（希伯来语言学校）同新移民一起学习希伯来语的情景，从基本的字母、单词到简单的句型、句法，酷似婴儿学语。上课第一天，老师教给我们22个希伯来语字母，我回学校后请当时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的张平先生为我录音，尔后按照在国内学英文的习惯背起了字母表，可谁知第二天老师并没有检查字母，而是借助于手势与形体灌输了许多句子。新移民虽来自不同国家，但许多人自幼便唱诵《托拉》和赞美诗，可以说无师自通。而对从零起步的我，美若天籁之音的希伯来语仿佛谶语，难以理解和记忆。每天五个小时新课，每天都在挑战着记忆极限。

数月后，我考入特拉维夫大学的希伯来语三级班，学院教育似乎比较适合于我，令我逐渐对这门语言发生了兴趣。但是3天一小考，5天一大考的考试制度仍令我感到压力重重，尤其一些华人学子在一级级淘汰考中的失利更令我忧心忡忡。也就是从那时起，在特拉维夫这座终年绿荫叠翠、姹紫嫣红开遍的海滨城市，我这个从15岁开始便跻身于中文系殿堂的人才真正领悟到何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何为思乡伤怀。夜晚，挑灯夜战自不必说，偶尔，独自伫立空旷的平台，聆听地中海阵阵涛声，远眺天涯深处故乡之所在，不免心中怅然，谦谦思归。

也许是由于方法不当，我在最初学习希伯来语的两年里似乎从来就没有产生过成就感，一向引为骄傲的记忆力似乎也失去了作用，一向敢于表达的我总是不敢开口用希伯来语说话。曾在特拉维夫大学执教、人称语言天才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浦安迪教授（Prof. Andrew Plaks）用经验告诉我学语言的目的于运用，“学希伯来语集中学几个月就够了，以后在工作中慢慢学，不必老去过那个级。”话虽这么说，可拿什么去证明自己的水平呢？在特拉维夫大学，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者，有时他们也不免会问起，“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读博士学位。”也许是由于思维局限，也许是由于眼光短浅，我“执拗地”认为能够向社科院证实我不辱使命的最好方式就是拿下希伯来语六级。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学语言上，此外心无旁骛，甚至梦中都在背单词，终于在1997年9月回国的前一天通过了希伯来语六级考试。今天看来，也不能说当时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自己改变一下思维方式，也许会重写人生。

我在尝试用希伯来语阅读的过程中，选择了阿摩司·奥兹的《我的米海尔》，并试着将其翻译成中文，使我有机会得遇近年来最富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奥兹（Amos Oz），并开始了我与奥兹和译林出版社的长期而愉快的合作与友谊，我曾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这种经历。1998年，《我的米海尔》在中国大陆问世，第二年获得中国第四届外国文学图书奖，2004年又被台湾皇冠出版社重出。可以说围绕着翻译《我的米海尔》的种种工作，我才步入了真正的希伯来文学世界。

2001年，我申请到国家留学基金委和以色列高教委的合作项目，成为17名候选人中惟一得到录取通知的博士生候选人，到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跟随施瓦茨教授（Prof. Yigal Schwartz）攻读博士学位。施瓦茨称得上年轻有为又有些桀骜不逊，在不惑之年便当上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希伯来文学系主任，成为以色列现代希伯来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领军人物。出自对施瓦茨的钦佩和对希伯来大学的崇敬，我投到他的门下。但他忽然突发其想，接受了位于南方沙漠的本-古里安大学校长的聘请，到那里创办希伯来、以色列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于是我进希伯来大学的梦想也就破灭了，来到了南方小城，在巴以战患期倒也算是找到了一片净土。施瓦茨多年来在本-古里安大学身兼研究中心与希伯来文学系主任二职，声称每天有二百件事情要做。跟上这个号称“只关心我的好选题和学术未来”的导师，我不得为各种事务性事宜跑遍主管项目的校长办公室、研究生院以及宿舍管理部门，有时为节省时间连系秘书的事都要越俎代庖。

在学术上，施瓦茨的要求非常严格，希望我对希伯来文学有一个总体把握，而不是仅仅完成一个博士论文。根据本－古里按大学要求，凡是不在以色列拿到硕士学位的文科博士生候选人，第一学年都要修课，有点像读预科。施瓦茨规定我在希伯来文学的里程碑、犹太文学与犹太历史、大屠杀记忆与大屠杀文学等领域主修五门课，以及希伯来语；记得开学第一个星期，施瓦茨布置我读四部希伯来文学史，要求每一部写四页提要。我按时复命，而他只把他认为最好的一部文学史的提要读了，说写得好，其余几篇就被束之高阁了。第二学期，他要求写论文第一章，而且明白地告诉我，正常情况下这一章要到最后写，他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他自己对中国的文化背景不熟。读完我提交的草稿后，他说我喜欢我的论文题目与设想，我可以继续。第二学年，我主要准备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又选了学术论文写作和英文系的犹太大屠杀文学等课程。施瓦茨读完我论文的开题报告初稿，要求修改，要求说服他和其他评委为什么要做中国文学和希伯来文学比较，建议我读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我以该书为基点，一口气读了二十几本书，就论题的可比性进行强化论证，他看了之后说，“我对修改表示满意。你知道，过去两年我对你管理较少，并非我没有时间，我是要让我的学生在初级阶段自己去认知这个世界。自己跳到海里游泳。今后我们要多交流。”

认可了开题报告后，施瓦茨马上提出找一位中国文学专家联合指导我。他说，“假如我是答辩委员会成员，我肯定不会赞同你的开题报告。”“为什么？”他很风趣，“因为伊戈尔·施瓦茨一点中文都不懂。即便凭我的影响力帮你拿到了博士学位，那么一旦有人问，你做的什么题目？导师是谁？人家肯定会提出质疑，你的导师一点中文都不懂，有什么权利指导你做希伯来文学与中国文学比较的论文？你的学术前途就会被断送，所以一定要找个中国文学专家和我联合指导你。”为此，他专门请教了谢爱伦教授，最后决定请在希伯来大学执教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浦安迪教授联袂。

浦安迪教授是一位令人敬重的汉学家，他非常渊博，在汉学与犹太学领域造诣都十分深厚，曾把《中庸》和《大学》翻译成英文和希伯来文，对人一向客气平易。但做了他学生后的第一面却不同寻常，他在肯定我开题报告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在论题设计上的一些缺陷，要我缩小题目，这样才能防守严密。他说以色列读学位很难，评审委员会对开题报告要求严格，要是在美国相对就轻松多了。当然，他是在激励我。最后，他又毫不留情地说，“我还要再说一句。一定要多读希伯来语原文，你的希伯来语学了这么多年了，应该有这个能力，尽管读的慢一些······”。八年过去了，那次会面还是让我难以忘怀。

说实话，那四年，我可以说是本科、硕士、博士一起读，虽然辛苦，但时常会感受到思想的升华，真正体会到了治学的乐趣。诚然，由于我去以色列之前便已经在国内大学的中文系接受过系统的中外文学教育，又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工作多年，故而在阅读希伯来文学时能够呈现出和以色列人不同的视角，即导师们所倡导的独特见解。因此，在撰写论文时，我虽然也像其他同学一样经历了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的心灵炼狱过程，甚至陷入痴迷，走在大街上自言自语，但相对说来比较顺利，第一稿便得到了两位导师的一致认可，剩下的只有编辑加工了。
　　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希伯来文学与中国文学反映二战灾难比较研究》，主要探讨以色列和新中国成立后描写二战期间民族苦难的创伤文学与民族建设、社会语境、政治话语的关系，并由此问津中国文学与犹太文学叙事传统，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导师本希望我在完成博士论文后，继续在国外从事博士后研究，修正并完善博士论文的观点与论证，将其用英文出版，逐渐在国际希伯来文学研究领域奠定学术地位。但由于我和国家留学基金委及外文所签有协议，于是在2005年4月提交论文之后便立即回国，到社科院外文所东方文学研究室工作，同年完成了以前延宕下来的国家人事部择优资助项目“当代以色列作家研究 ”。2006年，我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变革中的20世纪希伯来文学”。在承担项目的过程中，我考虑到国内学术界和外文所实际工作的需要，完成了奥兹的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和谢克德的学术著作《现代希伯来小说史》的翻译。而对自己潜心数年磨砺出来的博士论文，我只从中抽取部分内容，发表在中文刊物上，并借2008年访问英国学术院之际，应邀在剑桥大学作了一次学术讲座。每每听到导师催问论文出版事宜，我难免怅然若失。人的一天只有24小时，我虽然全力以赴，但还是深感力不从心。

  问学犹如行路。在问学过程中不断充盈自己的审美眼光、政治敏感度和人文关怀意识，力求不断接近真实，寻找真谛（我不敢在此妄言真理），是我努力的目标。收入本自选集中的近40篇学术随笔与论文乃是我过去15年间阅读与研习希伯来文学的心得与体会、我与作家的对谈，以及我所见证的作家与作家对谈、作家演讲实录等，散见于国内各种报刊，记载着我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学术轨迹。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古典文学学科基金的资助，使我可以将这些文字汇总起来，与感兴趣的同道切磋。感谢社科院外文所东方文学研究室主任穆宏燕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何乃英和王向远教授、南京大学宗教哲学系犹太所宋立宏教授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的真诚帮助与中肯建议，以及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助理谭洁女士和责任编辑邓彤女士行之有效的劳动。